雕塑美是人与雕塑作品之间的情感判断所形成的审美形态，其核心在于雕塑意象。雕塑意象由若干基本要素组成，是雕塑欣赏与创作的基础。

　　雕塑作品表现为具体的实物形象，具有体积感。比如用陶土揉捏出一个人形，用木材刻出一个头像，用石头雕刻各类人物或动物形象。无论何种雕塑作品，具有何种形体，这形体都是一个意象。它不是真实事物，却能借具体的形体来传递特定的审美意象。

　　雕塑形体意象的审美特质依赖于形体所表达的对象的基本属性。也就是说，雕像是一个什么内容、什么事物，它需要具备相应的形体。比如说一个独立的雕像，体积大的，往往具有雄伟、浑厚的审美特点;体积小的，往往造成灵巧、活泼的审美特征。龙门石窟中的卢舍那佛像，高丈余，气势宏伟。而希腊雕像往往运用等身大的雕像来表现人本身的精神理想。可见，不同的体积大小，会呈现出不同的形体意象特征。

　　无论石材、木材、陶土、玻璃、金属，都可以作为雕塑材料。对材料的认真选择与精致加工，是雕塑美的基础，也是雕塑材料意象的具体内容。木雕或根雕作品传递的古朴、典雅，铝合金或钢塑作品传递的金属质感与技术美，都直接蕴含在雕塑作品之内，是材料意象的具体反映。

　　材料总能承载具体的审美意象，需要雕塑家去发现。比如一块不起眼的石头，不能说它美，然而，经过艺术家的加工，它就成了很美的雕像。雕像的美也是从石头中体现出来的。石头这样的材料就具有潜在的材料美，它的材料美是通过特殊的造型手法得到具体实现的。有人说材料无所谓美，完全在于雕塑加工。这是对材料的误解。高明的雕刻家总是精于研究材料的性能，选择自己最擅长驾驭的材料来制作雕像作品。比如陶土可以加工成雕像，但它需要另外的烧制加工程序，才能变成精美的陶塑制品，否则只是毛坯式的雕像，从材料外观上就不容易同石雕的金属雕塑匹敌。因此，材料的认真选择与精致加工，是创造雕塑材料美的重要条件。在现代城市雕塑发展的过程中，有一种轻视材料性能研究与选择的倾向，只管做出雕像，不考虑雕塑用材的时空需要与人文环境需要，雕塑材料所承载的审美价值很容易受到损害。

　　龙门石窟中的卢舍那佛像，其形体就是一座石造佛像，高丈余，气势宏伟，它既非真实人物，也非真实佛祖，它是意象形体。雕塑形体过于逼真，反而会丧失雕像应有的意象性及其审美意味。如兵马俑雕像审美价值不如龙门石窟雕像，由此可见一斑。

　　材料意象往往通过材料的质感与光感来实现，质感取决于所用材料和制作的光洁度。在西方古典雕塑中，质感一般都特别鲜明，与东方古代雕塑一般所表现出来的质朴特征相比，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照。光感受到雕塑作品的材质、光洁度、外形着色等因素的影响，同时还与雕像所在环境的外在光线明暗程度有关。雕塑造型会受到光量强弱的影响，并产生明暗层次上的变化。其中受光面是亮部，背光面就是暗部。光线被形体遮断时形成暗部与投影。形体的暗部受到周围物体亮部映射的面，就是反光面;物体亮部反射出光源的亮点称作高光。另外，光感还分人工光源与自然光源的差别。一般来说，室内陈设的雕塑，光感依赖于人工光源;室外安放的雕像，光感依赖于自然光源。即使是同样的自然光源，由于时间上的变化，光感也不同，视觉审美效果也呈现差别。陈列在室外的雕像会在晴天与阴天、早上与正午这些不同时间里表现出不同的光感，产生不同的审美效果。这种审美效果的变化恰好丰富了雕塑意象的具体特征和审美内涵。

　　欧洲传统雕像的文化意蕴与审美价值总是与其材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木质雕像传递的中国文化意蕴与审美价值显然有别于西方。

　　造型或造像涉及雕塑的具体塑造手法，也是雕塑美的重要载体之一。雕塑作品通常是应用实物材料完成的三维空间造型，比如用陶土揉捏出一个人形，用木材刻画出一个头像，这些都是造型、造像。仅有造型或造像并不表明雕塑作品具有审美价值、审美意象，它还要求这种造型表达独特的形象意味，体现雕像的神韵。也就是说，要通过造型意象来实现雕塑作品的形象美。

　　1820年，断臂维纳斯雕像在地中海的米洛斯岛上被发现以后，法国人和希腊人为了分别争得这尊精美的雕像，导致了一场法国海军与土耳其海员(他们负责帮助希腊人运送维纳斯雕像)之间的争战，还损坏了断臂维纳斯雕像的腿脚。这件雕像的无比诱人的美就与其特殊的造型意象有关。首先，它是一尊裸体的女神雕像。希腊古典雕像常见的是男性裸体，很少将女性尤其是女神雕刻成裸体形象。将维纳斯女神雕刻成裸体形象，这在希腊文化艺术史并不多见，其审美文化价值较为特殊。其次，雕像本身的塑造充分体现了大理石的光洁质感、身体曲线的S形造型、人物神态的优雅娴静，呈现出极其优美的造型意象，极大地展示了雕像的审美空间和魅力。这件作品成了法国卢浮宫的镇馆之宝，也成了最美女性形象的代表。

　　雕塑通常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雕塑美的感受与体验常常受到环境的影响，导致雕塑包含特殊的环境意象。比如光的因素，就是雕塑环境意象的重要内容。雕塑美包含光感。雕塑作品中的光感既受雕塑材料因素(如材质、光洁度、外形着色)的影响，还受雕像所在时空场所的外在光线的影响。比如龙门石窟中的卢舍那佛像，半岛体育在晴天与阴天、早上与正午，会呈现出不同的光感，视觉审美效果各不相同。在阳光下，它能够有效地传递熠熠生辉、佛光普照的感觉;而在阴天下，佛像沉稳、静穆的审美意蕴体现得格外明显。

　　另外，同样的雕塑作品安放在不同的空间场所，其形体意象的展示效果会有差异，这就是环境意象的作用。假如把龙门石窟中的雕像切割出来，放进博物馆的专柜中，它的审美效应就与放在龙门石窟中显得很不相同;把一个精美的青铜雕像摆放在一个专柜内，或是与其他青铜雕像一起摆放在一个橱窗内，二者的审美效应也会出现差别。由于这个缘故，古代雕像的展示，常常成为一个复杂的课题，既要保护古代雕像，又需要保持其应有的审美效果，二者之间会有矛盾。现代雕像的制作更是需要事先考虑其安放的周边环境。否则，一个单纯雕像虽然很美，一旦安放到既定的位置后，却显不出应有的形体意象。

　　作为人的创造产物，雕塑并不是单纯的实物成品或消费品，而是包含特殊精神内涵的作品。雕塑不仅能够通过其形体来隐喻、暗示、传达、标志它所内蕴的精神意义，还能通过外显的雕塑美让人领略这种精神意义，唤醒观众的心灵或激情，让观众沉思、遐想。雕塑所象征的精神意义通常指向精神或价值的无限性、永恒性与必然性，表明艺术对终极存在、永恒价值的体认与追求。

　　宗教雕像往往要求雕塑形象能够体现“神圣感”、“神圣性”，并且将形象的神圣性与形象本身所象征的最高精神完美结合。这是宗教雕像特别注重象征意象的思想基础。所谓“神圣性”、“神圣感”，就是终极存在、绝对主宰的一种精神品质。这种品质体现在雕塑艺术领域，就表现为雕像本身所蕴含的永恒价值。古代埃及雕像、古代希腊雕像、印度佛教雕像，普遍选择较为坚硬的材料，将材料的永久性与精神的永恒性合为一体，制成雕像，就是这种永恒价值的审美体现。这是石材在国外古代雕塑领域较为流行的基础。

　　中国传统雕塑不同于国外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追求“自然而然”的取材观念。梁思成评价中国传统木质建筑系统时曾经说，中国古代建筑存在“不求原物长存之观念”，故而多用木材而少用石材，并认为中国人不善加工石材。[3]其实，中国人对加工材料的选用主要遵循自然而然的观念，并非不善加工石材。中国自古就有精湛的雕塑工艺，在青铜艺术、陶瓷艺术、石刻艺术、木刻艺术等领域都有卓越体现。但是，在石材选用方面并没有广泛的地域普遍性、历史持续性。其原因显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善加工石材，而是因为中国人更加广泛地关注因地因时因材制作雕像。佛教需要在山林地区传播，雕像便在石窟、洞穴里得到卓越发展和表现。先秦南方楚人拥有丰富的林木资源，木质雕像艺术便十分繁荣发达。西北地区陶土资源独特，陶塑艺术较早就有高水平的表现。无论陶塑、木刻、石刻雕像，既有生活情趣浓厚的表现主义作品，体现了世俗化的审美趣味，也有神意深刻的象征主义作品，反映出对永恒价值的审美追求。中国传统雕像同样以象征意象的方式深刻地表现了人类精神的信仰维度。

　　从雕塑技法上说，世界上的雕塑作品有许多。只要你会雕、会刻、会塑，都可以做出一件雕塑作品来。艺术史、考古史之所以把古代许多“文物”、“作品”，特别是远古石刻工具之类的东西都称作雕塑艺术，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然而，能够传递审美意蕴的雕塑作品，总是在其技术层面、意蕴层面努力表达生命的本真意义。自古以来，雕塑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追求如何传递生命的意蕴，如汉代陶俑、晋唐石刻佛像，无不努力展现不同生命类型的内在气韵。哪怕是非生命的形体雕塑，如古代木雕、青铜器，也力求鲜明地传递人的精神与情感世界。

　　雕塑中的生命意象乃是生命存在于世的实际状态、生命的具体性格特点的艺术化体现。古埃及人物雕像大部分用于替代尸体、木乃伊，较多安静、呆板、单一的特点，总体上缺乏内在的、深刻的生命震撼力，既不能与它自己的建筑同日而语，也不能与古希腊、古印度的雕像艺术相比。西安秦始皇兵马俑中的人像雕塑与洛阳龙门石窟中的卢舍那佛像相比，后者的个性精神魅力更加强烈。这不是说兵马俑的人像雕塑不是审美对象，也不是说这些人像雕塑缺乏艺术性，而是说，人像雕塑需要努力通过雕刻手法来表现生命的活力与个性，承载人的理想精神气质。比如远看兵马俑，很难看出个别雕像之间的形态差别，近看则主要体现在雕像人物细微的细节上存在差别，如头发丝、嘴形的刻画有所变化。而真正体现人物个性精神与生命活力的整体形象及其姿态、服饰等方面，就缺少个性魅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其整体气势恢弘，雕塑技艺精湛，而人物雕像的生命特质与内涵相对贫乏，因为各雕像之间的形体状态与造型技巧过于雷同，虽威武壮观足矣，而其精神气韵乏矣。就像到绿色军营中去，满眼望去，全是军人，谁是谁?很难分清，个性化的生命魅力被淹没掉了，而雕塑原本就是要通过生命意象的刻画来彰显生命魅力。

　　在荆州、襄阳、荆门等地区均发现有战国时期楚国创造的漆木虎座鸟鼓架，它们的总体风格与功能基本类似，但在造型与雕刻艺术方面各有特色。襄阳出土的这件漆木虎座鸟架鼓最能传递楚人崇尚的自然、浪漫的审美气质与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