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朋友可能会好奇了，东盟十国和半只脚踏入东盟的东帝汶我们都讲完了，还有什么好讲的呢？

　　我们今天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是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国民。国界，国旗，国徽，国歌，节日，宣传机构，义务教育，国家仪式，边境，护照，这些无一不在提醒我们国家身份。

　　但是现代国家出现的时间其实非常短。在更加长远的时间里，人的自我组织才是社会的基础。

　　而这其中有很多经典的社群。比如中国的宗族社会，欧洲的吉普赛人和犹太人。而在东南亚，南洋华人成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群体。

　　在东盟出现之前，南洋华人组成了东南亚第一个紧密的区域性组织。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英语媒体，会把东盟加中国的这种合作关系叫做“竹网”。

　　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中国在东南亚施加的影响力；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群若即若离有些陌生的同胞；在他们自己看来，身处不同的国家，社会和阶层，对中国有着不同的认知。

　　首先我们需要做个定义，如果你是中国国籍，你就属于中国公民；如果你是中国国籍并且在海外生活了一年以上，你就是华侨，所以去英国读个硕士再待一会儿就算是华侨；如果你是中国血统，但是加入了外国国籍，那就属于华人。

　　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体系，所以没有欧洲式的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海外移民不是为了扩张市场，原材料或者劳动力，也不是为了开疆扩土。

　　古代中国移民，呈现的其实是希腊式移民，就是解决人口矛盾或者出去找找机会，出去了之后和祖国没有隶属关系，没有宗藩关系，只有文化和亲情。

　　所以对于古代来说，这些出海的人，明明是我的臣民，却跑出去不归我管了，多多少少带着点造反派的意思，所以帝国会把他们视为叛徒，不会保护他们。

　　那么关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从中国下南洋的移民，这里推荐一本书，孔飞力教授写的《他者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

　　比如康熙六十一年的时候，江南米价暴涨，影响到全国粮食市场，朝廷允许从暹罗进口大米运到厦门和宁波，以稳定粮价。

　　而负责倒腾泰国大米的就是潮州人，泰国吞武里王朝开国君主郑信的爸爸就是潮州富商。他当上泰王之后，也充分利用潮州同乡为他的统治进行服务。

　　后来郑信被当今泰王的祖先造了反，但曼谷潮州人的权力并没有因为郑信的失败飞灰湮灭，甚至发展成了东南亚最大的同乡团体。

　　他们开办华人教育，修建潮州人的墓地。有一个办公厅，专门负责统辖全泰国的潮州人。还有不同的股组来负责像福利、文教、娱乐和妇女等事务。家有家规，族有族谱，潮汕人到了泰国也有专门的社会规范，叫做《功过格》，分了好多格，你做对了一项就给你加几分，做错了就给你减几分。

　　中国人喜欢种田文，先抵达的华人就会迅速用自己在老家学会的本事，占领一个优势领域或者好几个优势领域。广东人擅长经济作物，开荒造田，还有修理机器，潮汕人擅长精耕细作，客家人擅长开发山林，采矿和冶炼，闽南人擅长金融和航海。

　　随后，等家人亲戚同乡或者是说同样方言的老乡陆续抵达，就直接到自己店里当伙计，伙计开分店，一个地方，一个移民群，靠着人多手艺好，可以直接垄断一个行业，别的人要想再和他们比拼，要么风险大，要么成本高。

　　福州举人兼传教士黄乃裳，去京城参加会试的时候认识了戊戌六君子，但变法失败之后带着全家到了南洋，就看中砂劳越这块地方，于是带着千把号华人到砂劳越垦荒。以至于今天东马来西亚的诗巫这个地方，江湖人称新福州。

　　以前西方购买东方的商品，主要通过丝绸之路，1453年，奥斯曼帝国消灭了东罗马，垄断了东方商品通往西方的道路。西方人就需要重新寻找，结果发现了美洲，发现了大量的金银。

　　而中国明朝政府由于滥发纸币导致政府货币体系崩溃，白银就成了事实货币，中国人有商品，洋人有货币，但是中国不对洋人自由开放，洋人就在东南亚纷纷建立前线殖民地。

　　而东南亚华人就成了很好的中介，他们负责带着洋人的白银去中国采购商品，再运回来。

　　而华人也依赖洋人，因为华人在东南亚没有根基，土著虽然落后，但是人多势众。洋人船坚炮利，华人通过支持洋人土著，然后为虎作伥，坐稳了自己的生态位。

　　进一步来说，这洋人可以通过用华人干脏活，缓和洋人和土著之间的矛盾。比如洋人需要收税，就给华人包税权，说的粗浅一些，就是给你这一种商品的特许经营权，然后你就捞吧，只要你交够政府的KPI，剩下的都是你自己的。

　　除了征税，还要生产，华人组织能力强，也喜欢种地，但是只靠自己弄不到那么多土地。洋人需要生产，但是不想脏了自己的手。于是洋人就直接从土著手中强征土地，交给华人进行管理。

　　如此一来，土著看不到洋人，只认为华人总是在剥削和掠夺他们。这也给未来的排华埋下了伏笔。

　　那华人不单单要负责压制土著，还要负责为洋人的管理提供更多的华人劳动力。洋人就会给一些配合度高的华人定制官职。

　　比如有个叫苏鸣岗的厦门人，二十多岁的时候去了印尼做生意，很有号召力，就被荷兰人任命为巴达维亚的华人甲必丹，Captain China。这可不是中国队长哈。意思是中国船长，因为华人领袖的工作就是帮洋人运货，然后把更多华人给弄过来干活。

　　类似的头衔还有很多，比如雷珍兰，就是Luitenant，约等于校尉，再比如Majoor，就是mayor，华人市长。都是管理华人社区领袖的意思，设这么多事为了区分级别。

　　而在这些人就兴起了很多大地主大家族。比如有个许家，就是从巴达维亚崛起，然后不断在周边买地，

　　再比如泗水的韩家，追认唐朝将军韩兆德做祖先，为了更好的帮助洋人统治当地土著，他们族内有一支甚至皈依了教。

　　这一族最后一代领袖简福辉自幼过继给了舅舅家，跟了母姓，通过两大家族联合变得更加强大。

　　他自幼接受荷兰教育，能说七国语言，后来进入现代政治后，他组织了一个叫中华会的政党，成为国会议员，领导层全都是荷兰化华人精英，虽然也追求提高华人地位，但是整体宗旨依旧是翼赞荷兰统治。

　　再比如井里汶崛起的谭家，是当地的糖业大亨，甚至还有家族成员掺和贸易，各种当地官职基本也都被他们家垄断。1919年的时候，一个叫谭晋介的族长去世，光是葬礼就举办了40天。

　　差个题外话，这个谭晋介是音译，因为我找不到中文资料，都是一带一路关键国家，结果一查全都是洋文资料，知识全都垄断在别人手里。

　　谁如果冒犯了他们的驭民之术，都会遭到清理。比如婆罗洲，也就是今天的加里曼丹岛，西边有很多客家人，其中有个领袖叫做罗芳伯，18世纪末的时候成立了兰芳共和国，国家元首叫大唐总长。

　　这位总长也是很上道，知道荷兰人仍然害怕清廷，刚建国就往北京派使臣朝贡，在P社游戏维多利亚里头就把这个国家定义为大清的朝贡国。但是现实中大清压根没理它，不过确实是骗住了洋人，一直等到1840年以后，荷兰人才正式把他们吞并。

　　再比如我们上头说的泗水韩家，挺牛了吧，他们家里头那支皈依教的，因为势力搞得太大，被荷兰人挑拨社会矛盾，顺带着剿灭了，还把他们的土地都没收了。

　　再比如以前印尼让华人领袖征召中国人来印尼当劳工，种植甘蔗。但是后来巴西蔗糖异军突起，导致大量华人甘蔗园破产，大量劳工失业，荷兰人害怕这些人变成流氓，就打算清除他们，结果爆发了华人暴动。

　　荷兰人秉持宁杀错不放过的态度，不单单杀掉了暴动的华人，甚至还顺手杀了5000多名住在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雅加达城里头的华人。史称红溪惨案。红溪不是一个地名，而是血流成河的意思。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南洋华人作为寄居民族，从古代开始，就是被作为统治者和土著的工具人。平时脏活累活华人干，但是爆发社会矛盾的时候，遇事不决杀华人。

　　华人也不傻，得留一手。不管是为了跑船，包税，还是避险，都需要金融服务。土著没有能力搞，洋人的银行肯定不放心。

　　19世纪20世纪初，东南亚就出现了很多中小规模的银信局，负责把百万华工的血汗钱汇款给老家，于是华人在东南亚各国就建立来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积少成多，这些钱就可以用于金融服务和活动，一些人就开起了现代银行。

　　1912年成立了华商银行，1917年成立了和丰银行，1919年成立了华侨银行。并且在二战以前1932年，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将几个银行，合并成为新华侨银行。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虽然当时已经有很多好几代的华人大家族，但是也更大量的华人是在1840以后跑到南洋讨生活的，所以他们对于祖国还是非常关心，积极协助国内的革命活动。

　　比如我们前头说到的陈嘉庚，他187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爸爸很早就下南洋了。等到陈嘉庚17岁的时候，也跟着爸爸一块去了新加坡。

　　做罐头，大米，橡胶，冰糖，肥皂，等各种产业，销售网点也遍布东南亚，香港，上海，厦门，广州，员工达到万人。

　　他就一直在资助国内的革命活动，他加入过同盟会，北伐，抗日，等等全都有他的身影。1940年他就率团访问延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嘉庚回国定居，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61年，他病逝于北京。

　　那不单单是陈嘉庚 ，在抗日战争时期，大概4万多华人华侨回国投身军旅，肉身抗战。

　　首先是国籍问题，清朝是父系认定法，只要你爸是中国人，你就是中国人。清朝灭亡以后，因为华侨对辛亥革命做出巨大贡献。所以中华民国宣布承认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

　　但是有一些殖民地采用宗主国法律，比如荷兰采用的是出生地原则，也就是生在印尼的人就会被认定为荷兰人。这就导致中国和荷兰之间经常爆发领事保护权的冲突。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围堵，为了争取国际支持，中国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和印尼签署协议，允许双重国籍的华人，但是要在成年后选择唯一的国籍。之后又逐步和各国签订协议，解决了双重国籍的问题。

　　但是这个时候，冷战和这个问题产生了碰撞。而大国之间互斗的每一粒灰尘，落在东南亚，那都是一座山。

　　美国需要让东南亚成为桥头堡，所以向东南亚转移日美的产业。而这一切，对于华人大亨来说，都是发财的好机会。

　　东南亚多数国家的独立，仅仅是民族独立，并没有社会革命，所以殖民者走了，国内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秩序依旧没变，土著军头或者独裁者，代替了以前欧洲人的位置。

　　而殖民者留下来的那套华人生态位并没有发生改变，华人富商依然掌握各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和二战前不同，东南亚的民族主义开始发展，由于很多东南亚国家投靠了美国，不会用阶级问题看问题，所以贫富不均从阶级问题成了种族问题。

　　正如我们说的，上层华人四海为家，脚底抹油，普通华人就在种族冲突中首当其冲受到伤害。

　　关于各个国家的华人遭受到的打击，我们在东南亚的各国的国别节目中，都已经做过介绍，这里就不再做具体说明了。

　　面对打压，华人富商们很快适应了新的交易模式——交更多的保护费，继续赚钱。

　　50年代，东南亚国家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道路，早期要做的，只是政府的经营许可，外国伙伴给的图纸，组装一下，然后依靠关税工具在国际市场上争取价格优势。

　　至于谁来当掌舵这些巨头公司，各国其实一开始都派自己人上。比如在印尼，苏加诺发布了“奔腾计划”，把这些赚外汇的项目派给本地人。

　　但这一举措并没有新生出一个爪哇商会，相反是创造出了一群特许经营权经纪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把政府给的项目再卖给华商。选来选去，还是华商来当大管家，更加巩固了华人从殖民时代就留下来的贸易精英的地位。

　　从新加坡开始，各国又开始用“出口型工业”来替代“进口替代工业”，70年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又开始做半导体生意。

　　与东南亚各国执政党合作之后，华人的生意是越做越大，从糖、面粉扩展到制造业再到电子半导体。

　　有些大亨真的是让银行业发挥了他应有的功能，比如泰国华人陈弼臣创立的盘古银行，主要就是投资产业，吸储，借贷，和今天的商业银行没有实际的差别。

　　比如菲律宾，马科斯的主要手段就是借外债，然后按照产业升级的投资标准给山海行业贷款，顶着国有银行的名义把借来的钱打给自己家。

　　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几乎每个中大型企业都有一个专业银行，专门负责贷款，华人富商就趁机又成立了一批小公司。

　　至于注册资本，让自家的银行给贷款。印尼富商林德祥，手里握着当时最大的私人银行，附属公司贷款超过90%。

　　这要是破产了怎么办？没关系，这些华人富商和独裁者好得穿一条裤子，私人银行倒闭了，欠债了，还有中央银行来兜底。

　　在金融危机以前，东南亚国家的银行贷款占到所有金融资产的一半到八成不等，而对比美国，也才两成。这样的金融环境，想不被人狙击都难。

　　1997年6月，泰国中央银行的外汇枯竭，两个礼拜后，泰国政府放弃与美元挂钩，泰铢马上从25比1降到50比1，外债是成倍地翻番。

　　首先是最不讲究的富商被清算离场。而这群人通常不是华人，而是独裁者们自己提拔的本地人，比如苏哈托的朋友，马科斯和伊梅尔达的朋友。这群人要么入场晚，干不过华人，要么本业就是洗钱。

　　其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入场，上来先两板斧，私有化和取消管制，不管执行怎么样，本意还是好的。因为东南亚的银行业再也不能变态发育了，至少得按照市场的规矩办事了。

　　特许经营权被叫停，私人银行被大量关停合并。搞房地产的富商们破产了——房地产卖不出去，又借不到钱。半岛体育

　　最后是，亚洲金融危机引发政治动荡，泰国军政府、菲律宾马科斯、印尼的苏哈托这些独裁者下台。

　　华人富商集团和政治集团是高度绑定的。在政治动荡之中，各国华人的命运，好的更好，差的更差。

　　在印尼，苏哈托走了，可苏哈托的军方集团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用屠杀的方式挑唆印尼人和华人本就脆弱的关系，在靠着印尼人的不安全感，继续大权独揽。这苦了并不富裕的华人，他们被当成了替罪羊。而印尼富商们，根本没影响。

　　最大华商林绍良，早就把自己的主要资本都放到了新加坡，等亚洲金融危机和排华风波一过，继续回到印尼经营。

　　在泰国，吃了二三十年的出口加工红利，也已经有了坚实的中产阶级，推翻独裁者，更多是出于经济上而非政治上的诉求。

　　泰国华裔也通过投票获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源。比如他信，他们家踩中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所有给华人的机会：祖上曾经是清迈的包税官，他自己的财富是来源于80年代泰国政府给的电信特许经营权。90年代，他信成立了泰国泰爱泰党，开始跑农村拉选票。2005年，泰爱泰党拿下国会500个席位中的248席。属于是真正的同化了。

　　这是一个后冷战时代，一个追求GDP的时代，一个资本的时代。各个社会都已经进入到了过日子的环境中。

　　新加坡是东南亚华人的首都，是华人政权国家；马来西亚是马来人收买华人上层精英，但是又打压华人整体政治地位；印尼根本没有成熟的民族主义，军队对于国家的影响依旧非常大，他们不单单排华，所有少数族裔，只要不是爪哇人，都被过。泰国没有被殖民过，但是也曾经发展过民族主义，已经把当地的华人给同化了，华人基本都取了泰人的姓氏和名字。

　　对于海外华人来说，不管是爱中国，恨中国，还是无感于中国，中国的变化都和海外华人生活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

　　因为对于东南亚华人大亨来说，他们的成功不是靠什么商机，就是靠特许经营权。这特许经营靠的就是绑定统治者。这是东南亚华商生存之道。

　　改革开放之后，各地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变成GDP数据，沿海各省的村镇干部开始承办第一批民营企业。

　　作为回乡投资的华人，他们既然知道东南亚当地政治精英喜欢听什么，自然也会对中国地方官员说他们喜欢听的东西。

　　但是我们要意识到，这些海外华人大亨对于中国的理解，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发财地，并不会因为他们是华人，就认为中国大陆是祖国。

　　他们在东南亚会和统治者强调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历史，在中国大陆，他们会和政府强调血缘关系，但是并没有区别。

　　他们依旧还是延续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就是服务好统治者，然后把资产布局在新加坡或者香港。

　　而我们感觉不到，只不过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市场太大了，我们的产业升级的速度太快了。

　　今天已经进入到了科技产业，互联网，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等等等等，新的利益，习惯于做特许经营还有传统垄断产业的东南亚华人大亨反而不太习惯，影响力也就渐渐减少了。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要注意到，海外华人中很多普通华人阶层，开始了新一轮的“再华化”，曾经的华人学校又开始火热了起来，很多海外华人也希望跟随中国的发展，可以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

　　大亨阶层其实阶级情谊是高于民族情谊的，这里头有一些是已经在外好多代人了，也有一些是跟着冷战后局势崛起的，还有一些是因为中国崛起而分享到红利的。

　　甚至还有一些，本来就是中国人，赚了钱，但是脑子也转变成了大亨阶层的思维，也润到了新加坡去。无所谓，不管是好几代人还是第一代人，其实更多的就是利益关系，中国市场需要他们的投资，需要他们的一些政治合作，甚至可以交换他们在国际上为中国的利益发声。

　　要知道在海外歧视中国人的华人是普通华人，在海外反对分裂势力的华人也可以是普通华人；在海外帮助中国人的是普通华人，在海外坑害中国人的也可能是普通华人；觉得自己是海外华人所以比中国人高贵的是普通华人，觉得中国人是同胞的还是普通华人。

　　今天有些东南亚国家，如果还想要通过排华来玩儿他们的民族主义政治，那么我们就可以适当出手。

　　比如，2015年，马来西亚当时经济状况不是非常妙，结果有些马来人又想割一波中国人来来缓和主体民族的内部经济矛盾。

　　当时时任总理纳吉布的支持者穿着红衣服，号称红衫军，扬言要在9月26日也就是中秋节，去华人区闹事。

　　时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25日就到华人最大商业区茨厂街，挨家挨户给华人家庭送月饼，并且发表讲话：中国政府反对一切形式的，尤其是针对任何特定族裔的极端主义。

　　黄大使不单单代表中国政府在危急时刻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且还经常造访华文学校，捐钱捐书。

　　因为中国政府的积极作为，长期受到打压的海外华人也因此感觉自己找到了精神靠山。而他们也会把中国的声音发出去。

　　最后，我还想说一下，海外华人有两个资产配置基地，一个是我们说到的新加坡，另外一个就是香港。相比新加坡，香港离内地更近，在英国殖民时期，也是一个重要的海外华人资产避险地。这也是香港的重要之处。

　　我在去年年末总结的时候和大家分享过我对于香港的观点。我国相比美国，有一个巨大的劣势，就是目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美国说了算，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跟美国不一样，导致很多西方资本会遭到美国恐吓，不敢进来。香港作为离岸金融中心，是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一个桥梁，也可以说是个保险库，可以让国际资本放心。

　　香港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离岸金融中心，对于离岸金融中心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两条，第一安全稳定，第二，资本流动自由有序。

　　这就是为什么香港警队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英美要一而再再而三对香港下手。这里就是要考验政治智慧和政治魄力的地方了。

　　美国华人和今天我们聊的南洋华人，虽然都是海外华人，但是由于基地不同，情况不一样。

　　以前在聊美  国华人的时候，我会强调他们和中国的区别，这是因为中国还是全球体系中的一个半边缘国家，所以要清晰的自我定位认知。

　　但是今天，我们所处的美国霸权世界体系正在走向崩塌，我们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候，中国也应该用新的思维看待自己，所以在对待海外华人的问题上也应该有新的角度。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不要有路径依赖，要随时观察环境，并且做出反应。